一张光荣证背后的故事

曾伟鸿
2021-05-24
来源:湘声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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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伟鸿家的《敬献文物光荣证》

  

  曾伟鸿


  每当打开抽屉,翻开那张45年前的《敬献文物光荣证》,老父亲的话便再次在耳际回荡:“伟鸿,这个光荣证交给你,你们要代代相传,教育子孙后代永远不忘党恩……”

  《敬献文物光荣证》上用小楷写着:“曾回根同志:你热爱中国共产党,热爱毛主席,热爱中国工农红军。长期珍藏革命文物大刀一把,并主动献给国家,特发给此证,并附文物照片一张,以作纪念。希发扬革命传统,争取更大光荣。中共宜章县委宣传部(公章),一九七六年八月。”

  我父亲叫曾回根,1930年6月生,宜章县杨梅山镇富里坪村村民,2017年去世。这张光荣证的背后,是我们家与工农红军结下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  

  红军长征过家门

  

  1934年11月,工农红军长征进入宜章。国民党的民团在杨梅山镇富里坪村、香花村的山头修筑碉堡、战壕,想利用湘粤两省交界之地的复杂地形来阻击工农红军入湘。红军先头侦察部队在当地农会和游击队的配合下,不费吹灰之力打跑了阻击的国民党民团,为红军大部队顺利进入宜章东大门扫清了障碍。随后,中革军委纵队等几支队伍顺利进入杨梅山镇富里坪村,受到当地农会和游击队的热烈欢迎。红军部队在村里稍作休整和补充,准备进军白石渡,突破国民党第三道封锁防线。

  当年,我们家乡是共产党活动的游击区。我爷爷曾宪湖那时32岁;奶奶余氏,是宜章早期农民革命武装领袖余经邦的族人。受余经邦的影响,1927年,爷爷就参加了当地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武装斗争。1928年1月宜章年关暴动后,爷爷与广大农民革命军一道参加了著名的湘南起义。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,爷爷留在当地继续担任农会文书,也是党地下交通站的联络员。

  得知红军长征要进入宜章,爷爷与农会干部们早早就做好迎接准备,忙里忙外,积极帮助红军写标语、筹粮款,守路口、看门户。同时,积极发动乡亲们为红军筹集大米、红薯、玉米和银元等。整整六天六夜,爷爷和农会干部们尽心守护红军部队从富里坪村经过。

  

  首长赠送红军刀

  

  第五天傍晚,爷爷带着年仅4岁多的我父亲,在家门口欢送红军队伍。这时来了一队人马,官兵中有骑马的、挑担的、带电话线的,大约有1000多人。

  队伍中走出一位精神抖擞的红军首长和警卫员。他们走过来握着我爷爷的手,并不时摸摸我父亲的头。他们代表红军部队感谢我爷爷和农会干部们筹集的2000多斤粮食和300块银元。随后,红军首长取出一顶红军草帽、一个铜锣和一把大刀,送给我爷爷说:“我们走了,你们继续领导工农闹革命。红军会再回来的,劳苦大众一定会得解放!”随后,红军大部队离开富里坪村,向宜章县城方向进军,在白石渡顺利突破国民党的第三道封锁防线。

  红军长征向西走后,国民党反扑清剿游击队和农会,到处搜捕散落的红军伤员。那时,爷爷也被国民党通缉,有家不能归。按照党组织的安排,长征中的300多名红军伤员分别安置在宜章县香花村茶园、老何山村扎营坳以及城南乡骑田岭等地隐蔽养伤。受组织指派,爷爷负责这三个地方的秘密联络工作,帮助红军伤员传递情报。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,爷爷牢记红军首长的嘱托,他戴着红军草帽,背着大刀,敲着铜,冒死组织工农闹革命,并多次逃过国民党政府的追杀。1949年宜章解放前,爷爷与游击队、农会干部配合地下党组织,秘密将几百条枪运送到杨梅山矿、瑶岗仙矿的工人纠察队,组织纠察队保护矿山、机关、学校、医院等,为和平解放宜章打下了良好基础。

  

  革命精神代代传

  

  1950年,我父亲20岁,受爷爷的影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并成为宜章县剿匪队队员,参加了白石渡镇八角寨、太平里乡老虎山、骑田岭青竹山和广东乐昌黄圃镇、梅花镇等地的剿匪战斗。每次出征剿匪,父亲都将那把大刀背在身上。剿匪结束之后,父亲服从组织的安排回到家乡富里坪村。

  1969年,67岁的爷爷去世前,交代我父亲要好好保护大刀、草帽和铜,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。1976年,国家开展红军长征历史调查及文物征集工作。因年代久远,红军草帽风化破烂,铜锣遗失,父亲就将珍藏了42年的红军大刀献给了国家,因而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张《敬献文物光荣证》。

  1980年1月初,杨梅山公社书记和武装部长带领几位军官来到我家。询问来意后得知,原来是时任湖南省军区司令员童国贵少将,委托郴州地区军分区和宜章县武装部的同志,前来富里坪村寻找我爷爷和父亲。1月中旬,我家收到童国贵司令员的来信。这才知道,当年到我家赠送红军大刀的首长是红八军团23师师长孙超群和警卫员童国贵。童国贵司令员的信,在家乡引起了巨大反响。

  “红军精神记心上,革命精神代代传。”父亲将《敬献文物光荣证》视为传家宝传给了我。我也将牢记爷爷和父亲的嘱托,继续发扬革命精神,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工作,把这个红色光荣证一直传递下去……